工农兵时代的工作服

     工农兵时代的工作服

    自新中国成立起，工农是领导阶级、兵是工农的代表人物，因此普通民众服饰竭力与工农服饰靠近，但不能随便穿上军装，潜意识中认为军与民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可是当文化大革命战鼓擂响的时候，先是兴起一阵“唯成份论”，即使工农阶层，也要向上查三代，如是否都是贫下中农，因为富农虽然也是“农”，却是被“专政”的对象；而工人必须是产业工人，曾做过车间负责工作的就有“工头”之嫌，那是要打倒的。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认为解放军战士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的，所以是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解放军服饰形象成了最革命、最宝贵、晟纯洁、最可信任的象征  可以想见当年军服的感染力是惊人的。先是军人子弟翻出父辈的军服，一身绿军装加褐色皮腰带，显得格外神气。在他们的倡导下．全国各大专院校乃至所有的中等学校陆绩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小学也不甘示弱，纷纷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工人、农民开始成立“赤卫队”，一时“全民皆兵”。不过，这时的“全民”是有所筛选的，如以上各革命组织成员出身及家属，必须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 所谓“红五类”；这些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们，虽然没有帽徽和领章、肩章，却有一个鲜红的印着黄色“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找不到真正军服的红卫兵小将就去买军绿色的制服，通称工作服服。这种衣服当然不够正规，钮扣是全塑的（真正军扣是塑料面后装铜环）．但上面也印有“八一”两宇，形同于解放军军服钮扣。尽管这样，穿上也很神气因为它暗示着装者出身好，是国内高人一等的公民。如若出身不好，或是近亲属中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所谓“黑五类”，是无权穿用哪怕是仿制的军服的。6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高潮涌起的时候，警察的制服也全面仿军服这以前，交通警察冬装为蓝大壳帽、蓝衣、蓝裤（裤外侧夹缝红布条），值勤交警上衣臀部套白色的长及肩头的套袖；夏装为白色大壳帽、白衣、蓝裤。尽管这种装束从面料、款式到做工无法与80年代“后的考究的警服相比，可是在当时的“检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里，还是显得有些西方都市的严谨味道。于是，警服也向军服靠近，服色改为绿色、大壳帽改为圆顶布质解放帽，黑皮鞋则改为绿色胶布解放鞋。只是帽前依旧佩普徽，以区别于解放军的红五星。

  将全民着军便服又推向一千新高潮的是三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60年代初，城市中学生里就有响应号召去农村的。1964年一批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开垦荒地，即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予以编制。所以，知青被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是一身军绿色服装，有军帽但无帽徽、领章，胸前一朵鲜红的大花，垂下的绢条上印着“光荣”两个字。1968和1969年，被称作“老三届”的高、初中1966、1967、1968届毕业生开始集中上山下乡。这时，除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然着军便服“外，其他赴内蒙古、云南、江酉、河北、山西等地乡村集体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也发给军绿色棉袄棉裤（赴云南插趴知青发绿色单衣单裤）。只有少数的回老家落户的知青不发给统一服装。当时，插队的知青没有被规定为每天都着绿军装，但是年届17-21岁（甚或还有15岁、16岁和偏大一点）的知青们，觉得统一着装还是增强了“团队感”，好像是有所依傍；再者也觉统一着装有点儿“优越感”，因为一身军帽、军衣裤并扎腰带的穿法，与当地农民那种懒散的军服形象有所区别。在这种心理趋动之下，知青们不自备军帽，军挎包，还要在“军挎”上郑重地绣上鲜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军服已经普及，神秘感便转移到军服的真假之上，发展到极端时，马路上常有突然的“抢军帽”事件发生，当然这必是被识货的人看出是真军帽。“全民皆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民兵操练，其中有一个运动是“拉练”，即“拉出去练一练”的模拟行军。这时，工人、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都以一身军装为荣，不穿军便服的穿蓝、灰色制服，但也戴绿军帽，背后一个打成井字格的行军背包，再斜背一个“军挎”和水壶，军挎包的带子上系一条白毛巾，脚穿胶鞋，一时成为城乡一景。这种人人穿工作服的时代，随着“四人帮”垮台及改革开放的到来才逐渐淡化。